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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打假人的双11:准备100万元抢货 目标锁定保健品

庶正康讯 2016-11-14  

庶正说

营养保健食品行业是职业打假人的冒险乐园,最高法《关于审理食药纠纷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三条,及新《食安法》第148条均赋予了职业打假人生存的土壤,而对职业打假人的“欺诈”牟利行为缺乏约束,企业的日子更难过了。

双十一的前一天晚上,促销的鼓声愈来愈密,直到8点多,王海的两个手机还在轮流响起,他给下属布置了100万元的抢购任务,一天了,才花出去一万多。

如今,他已不仅仅是职业打假人,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老板。接受采访时他刚刚下班,饿了顺手拿起桌上的枣夹核桃塞入口中——这枣夹核桃也是买来检测的。“可能是二氧化硫超标吧,”他无所谓地说,“有时候你没办法避免这些。”

这是他打假的第21年。1995年,他买了两副索尼耳机,意识到可能是假货,便又买了10副,并依据《消法》提出了双倍赔偿,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。二十多年来,从实体店到网络平台,他隐藏在墨镜之后,行走在“打假”与“商人”之间的平衡木上,在争议之中成就着自己的事业。


在天津仓库里,王海展示购买的网上假货(视频截图)


王海用手机展示在西安仓库里的假货(视频截图)

注册多个ID“备战”双十一

箱子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,里面大部分是酒,还有若干保健品。价值三十来万,都存放在王海天津的办公室里,等待检验。

这只是一部分,据王海介绍,为了“备战”双十一,他们在北京、天津、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,分批购买了大约价值60万的白酒。

这个双十一,他将主要目标锁定肉类、保健品和服装等,预计索赔1000万。

战役从两个多月前起就开始了。由于上了多家商家的黑名单,王海不得不注册了多个ID,在不同的地方收货。即便如此,他还是屡被商家发现。10月2日购买的一批1万多元的服装,下单之后,商家提示,已经没货了。但同天几乎同时,王海团队的另一个账号购买的同一批货却顺利发货了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。自从开始在电商平台上打假以来,他已经有三十多个账号被列入了黑名单,其中,有些商家直接跟他说,你的ID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,因此不能发货。

有的,甚至快递都已经送到楼下,而被商家紧急召回。王海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,今年八九月的时候,他们盯上了一款保健产品,花9万多元买了一批,快递送到楼下,没等接收就折返了,并告诉王海,说是厂家召回,再问厂家,厂家说,是快递把我们的货物给弄坏了。

为了能顺利完成双十一的行动,王海从9月起,就出动了七人战队,开始挑选“重点打击对象”。打击的主要目标,就是销售榜上排名前十或前二十的产品。

小组中四人负责找项目。先小批量买一些目标货物,拿回来自己测试,试纸也是从网上买的,测试出的确有问题的,则送到实验室去再次检测。

两个多月来,他们从100多种产品中重点揪出了十几种。

“这个工作的难度其实并不大,”王海说,“有问题的太多了,闭着眼都能找到。”

如果两个不同的实验室检测结果都有问题,剩下来的事,就要交给采购人员。三位采购人员用不同的账号大量购买这十几种产品,囤在不同的地方,攒够一定数量再统一运到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里。

10日,王海又拨出100万元给采购组,准备晚上双十一再抢购一波。购物车已经填满,就等午夜的到来。

从实体店到互联网

11日下午3点多,抢购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,他的100万采购金,才花出去16万。相比较他花钱花得艰难,电商们在这场狂欢中,几乎是顺势就赚得钵满盆盈。三个多小时后,阿里发出通告:“交易总额突破千亿,其中无线成交额占比82.42%。”

互联网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,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。

2014年之前,他只有商超和电商两支队伍,随着微商的发展,到了今年,他又组建了微商打假队,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,一半来自于互联网。

但相对于实体店,电商打假更有难度。实体店的虚假宣传主要是产品广告、说明书和外包装标注等,证据容易获取,也容易保存,电商的虚假宣传除了说明书和外包装标注外,还经常出现于互联网平台上,如果没有及时通过截屏等手段保留证据,网站修改内容后就很难搜集证据。

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告诉北青报记者,电商通过互联网远程、虚拟交易,无法像传统交易那样眼见、耳闻、手触,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产品的存在,加上交易手段又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和快递商品,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实质接触,因此电商出现虚假宣传和假货的几率相对更大。

正因为这些问题,很多职业打假者并不愿意在电商方面投入太大精力,因为取证与诉讼都比较麻烦。

“你看这些微商,就跟游击战一样,连人在哪都不知道。”王海打开微信,展示着一家微商的公号。他告诉北青报记者,不少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微商都是在朋友圈卖东西,这比在淘宝、京东等平台上维权更困难。成立微商打假队以来,他们接了两三起微商打假的项目,但最后都以和解告终。

“但互联网购物是一种趋势。”王海说。从锁定目标起,他们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证据保全,包括网页截屏、购物实时录像。对于涉嫌价格欺诈的目标,还要阶段性记录商品价格,同时,还要把取证的材料送到公证机构做公证,把购买的物品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。

“作为中间方,电商平台负有审查义务和事后补救的义务,如果购买的商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,应积极协助维权。”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解释道,“消费者如果发现商品问题,可以要求平台提供商户的信息,如果提供不出来,则可以向平台来主张权利。”

阿里巴巴公关部的相关员工称,他们一直在跟假货和虚假信息作斗争,并利用大数据进行打假。

“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假货作斗争,我们也有更多的品牌商能加入进来帮助我们打假,至于王海怎么做,那是他的个人自由,”对于王海这种职业打假人,阿里公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,“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态度,我们坚持努力做好我们自己。”

北京青年报(2016.11.14)

庶正责编|陈白雪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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